【编者按】南充市档案馆馆藏的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，共１８２３２卷８３８４８件，是目前国内时间跨度最长、最完整、最系统的清代县级政权档案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，是清史研究的“活化石”，２００３年入选“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”，２００４年被纳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采集范围。
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，有大量关于县衙设置、官员管理方面的档案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以史鉴今、以史资政，从清代南部县的机构设置、县官任用、任职回避和官员考核等方面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对于我们今天科学设置机构，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，建立全新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，建设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，塑造勤政为民、清正廉洁的党政领导干部新形象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清代南部县的机构设置及官员任用考核
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。顺治三年（１６４６年）１１月２６日，清太宗皇太极之长子爱新觉罗·豪格率大军由四川广元进入南部县。从此，清王朝对南部县进行了两个多世纪的漫长统治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沧海桑田，许多往事都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中。但从幸存下来的档案资料里，我们仍能了解到清代南部县县政管理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。
光绪三十二年（１９０６年）《清代南部县疆域图》
清代南部县衙的机构设置
封建社会的县级政权，历来被视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，县一级的主要行政长官是县令，辅佐县令的官员主要有县丞、县尉和主簿。除辅佐县令的三位官员之外，还有一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员，称作书吏和衙役。吏役的人数没有固定，主要根据衙门内部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确定。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组织机构，县的作用不可低估，它上承朝廷、州、郡、府、路，下连庶民。自上而下的各项政令、法律均由县一级来传播推行，赋税、徭役要靠县来征收，教化庶民、维持社会秩序、编制里甲户籍、处理初级诉讼、农田水利、赈灾救济等等，均由县一级机构来承担。
南部县幅员辽阔，界连九邑，人襟五方，为川北之偏隅。光绪年间幅员面积约为２２００平方公里，总人口６１．５万。从清代开始，南部县实行乡保制度，市镇设保。１８４９年，全县共辖１０乡５６市镇８２保。县衙设正七品知县一名，正八品县丞一名，正九品主簿一名，从九品典史一名。知县主持本县全面工作，主要负责催征赋税、审案断案、祭祀赈济等等。县丞协助掌管粮、马、缉捕盗贼。主簿负责全县军事、治安。典史掌管缉、捕、监、刑。清代南部县衙在对应朝廷六部的基础上，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，增加了两个机构，共设置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、盐、承发八房。吏房管民政、人事，户房管户籍、财政，礼房管教育，兵房管武备，刑房管司法，工房管兴修水利，盐房管盐务，承发房管公文收转分发。八房书吏之外还有以三班为主的衙役，民班承办一般民刑案件，快班负责缉捕盗匪，缉私班专门查缉食盐走私案件。
清末南部仍置知县一人。杂官有县丞、教谕、典史、训导等，并对应设署。署内置皂、壮、快等班差役，专管行刑、催、捕、传、递等事项。此外还有驿丞掌邮传及迎送往来官员，巡检掌缉捕盗贼，税课局掌商贾、屠宰、杂市税赋征收，盐务总局管盐茶引票等。典史署于清末改为典狱署，后又增设三费局、学田局（劝学所）、幼艺局、农桑局、官医局、警察局（保安巡察署）、团练局、育婴局、矜节局、农务局、经征局等。所有机构的设置，均与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联系。
清代南部县官的任职资格
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，清王朝进一步完善了地方行政制度，强化了县政管理。清代，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，县设知县一名。因知县的办公处所在衙署大堂，又叫正堂。１６４７年，陕西人李元柱翻过秦岭，从黄土高坡来到南部县就任首任知县，２６３年后，伏衍羲于１９１０ 年作最后一任知县，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上，清代南部县共有１４３名知县，平均任职年限不到两年。
历代王朝为维持其长久统治，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，必须不断地选拔新的官员，起用国家所需要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。在封建帝制两千多年的沿袭变革过程中，出现了许多选拔官吏的方式和规定。清代专门设立了“官缺”制度，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官员的遴选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清代把任命官员叫做“补缺”，所有知县的“补缺”一律由朝廷吏部直接承办。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记载：１９０８年，学部奉谕转知各省学堂毕业之学生中，有举人、贡生出身者，经部议核准后，准其就职。
宣统元年（１９０９年）南部县知县侯昌镇到任后给上级的禀文
按清朝官制，举人经拣选和考职，方能授内阁中枢、国子监学正、学禄、知县、学正；知县、教职、州判，由优、拔贡生录用。据相关档案资料统计，在清代南部县的１４３名县令中，任职资格为举人的有 ４３人，占３０％；进士３２人，占２２．４％；监生１８人，占１２．６％；贡生、拔贡、副榜１７人，占１１．９％；其他３３人，占２３．１％。
县政管理应顺民心、重民意，这是历代统治者对县官的基本要求。牧令为亲民之官，一人之贤否，关系百姓之休戚。县官是否胜任，往往关系到县政管理的成败。因此，清王朝比较重视其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基层主要官吏——知县的选拔与任用，所有的知县必须具备“规定”的任职资格。自隋朝实行科举制以来，南部县共有状元３人，进士１２３人。明清两代南部县的６１名进士、１４３名举人、４５６名贡士、７２名武科都被朝廷录用为官员。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所载历任知县的任职资格来看，他们大多数有科举出身的“相当学历”，而绝非杂流人等。
清代南部县官的回避制度
为了澄清吏治，减少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，防止官吏因同宗、同乡等关系而徇私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，清代进一步强化了官吏任职的回避制度，主要有亲属回避、地域回避和职务回避等。
光绪三十三年（１９０７年）保宁府关于南部县知县史久龙赴任的札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亲属关系一直困扰着政治生活，为尽量减少亲属关系给各级官员造成执行公务时可能产生的危害，对地方官员的任职实行地域回避，显然是非常必要的。在清代南部县，所有知县均避省籍。据统计，清代南部县的１４３名县令除１５人的籍贯记载不详外，其余１２８人全系外省人士。其中浙江１６人，“八旗”、满洲等地１３人，直隶１１人，湖南１０人，陕西、江西、湖北、山西各８人，山东７人，顺天、江苏各６人，贵州、河南各５人，福建４人，江南、广东各３人，广西、甘肃、云南各２人，安徽１人。
遥想当年，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，某人意欲跻身官场，且想谋取县令这一显要职位，就必须背井离乡、跋山涉水，到举目无亲、远离本土的异地他乡方能任职。将官员派到遥远的陌生环境主政，对于其排除亲属关系的干扰，营造正常的人际空间，公正严明地执行公务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尤其在当时交通、通讯条件都及其匮乏的情况下，某位县令的亲属若想通过“写条子”“打招呼”等方式来“走后门”，即使有这种想法，恐怕也只能因山高路遥、关隘重重而打消念头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地域回避制对于整肃吏治、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清代南部县官的官员考核制度
我国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做法由来已久。据史书记载，早在原始社会末期，尧舜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。有了绩效考核，要想升官，就要拿成绩说话了。
清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是“四格八法”。“四格八法”制
度起源于明代而完备于清代，具体规定了文官考核制度的内容与奖惩标准。“四格”是指守、才、政、年四个方面，即操守、才干、政务、年龄，其全面性、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。其中操守的考核分三等：清、谨、平；才干的考核分两等：长、平；政务的考核分两等：勤、平。“八法”，就是官员不合格的八个方面，即：“贪、酷、不谨、罢软无为、浮躁、才力不及、年老、有疾。”
不合格官员所犯的过失，会根据八法中不同的条目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惩罚，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，再到勒令休致，非常系统而周延。
宣统三年南部县知县伏衍羲计开任内钱粮等项考绩事的表：南部县知县伏衍羲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到任，宣统三年用考绩表的形式，详细罗列宣统三年九月的职官、钱粮、仓谷、命盗、词讼、禁狱、农工、商矿、巡警、学堂各部门的管理情况。
重视官吏的政绩考核，清朝官吏考绩制度的核心是政绩考核，官吏的选拔和升降与政绩紧密挂钩。
宣统三年南部县知县伏衍羲计开秋季分考察州县事实的简明表：南部县知县伏衍羲，甘肃秦安县人，四十四岁，进士，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到任，宣统三年用简明表的形式，详细罗列宣统三年秋季的学堂（处所、开办年月、教员姓名、学生人数、学生程度）、巡警（学堂、巡长员数、巡丁名数、警务办法）、工艺（局所、物名、开办年月、所出货物）、种植（场所、物名、种植年月、所出产物数目）、命案（旧管、新收、已定案、未定案、未获犯）、盗案（旧管、新收、已定案、已获案、未获犯）、词讼（旧管、新收、已结、未结）、监押（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）、钱粮（额征、开除、实应征、已经完解、征存未解、民欠）、漕粮（额征、开除、实应征、已经完解、征存未解、民欠）、自治研究（所地、开办年月、职员姓名、学生人数）、自治会（会地处所、开办年月、会长姓名、会员人数）、简易学塾（处所、开办年月、教习姓名、学生人数）、保息善政（处所、开办年月、经管姓名、收养人数）等事实，逐一说明各部门的情况。
没有规矩、不成方圆。毋庸置疑，官员的考核制度严格了，官员的考核流程完善了，官员的为政态度自然也就端正了，用才效率也会随之提高。倘若为官从政，做好做坏，都没有一个规矩，那怎么能成就为官从政的方圆呢？
